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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与致用合为经世致用一词，广为使用是在晚明时期。

故中道之文化，即师道之文化。现代新儒家道统论的特点集中在对心性论的体认上。

政统指政治形态的统绪。对于《中庸》：大道之发源，中而已矣。牟宗三说：中国本有之学的意义以及基本精神则限于‘道一面，亦即‘德性之学，中国‘德性之学之传统即名曰道统。中国文化以正德、利用、厚生安顿生命，以仁为核心价值观，进而形成了礼乐教化系统和心性修养系统，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理想生命人格境界。三是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贺麟、徐复观传承发展先秦周孔之礼乐外王一脉，以礼乐为道统之道的礼乐派。

[16][18][19][20][2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50—51页。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形成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因为特重内圣的心性修养工夫，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世思想中的治法或治术的层面，其中尤以陆王心学的内倾化为甚。

另一方面，孔子的思想来自六经和先王之教，并且在与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中发展壮大。正如成玄英所疏解的那样，轨辙苍生强调的乃是一种广阔的秩序，不仅关涉政治，还包含有文化、社会、经济的层面，当然政治秩序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关键维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理念，我们要充分挖掘经世致用思想的丰富内涵，继承其合理内核，努力做到知行合一、道技合一，将个人的价值追求同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了清除心学空疏之流弊，顾炎武等人重新倡导对儒学经典文献的训诂考据工作，强调要把学术研究同现实政治、社会实践的需要结合起来，提倡崇实黜虚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比如孔子曾多次说到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西方来源于宗教天国的博爱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他认为经世理念首先是儒家的天职理想，其中包含着积极入世的精神，而这种入世精神不同于西方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其背后的动力乃是源自对天道的信仰。

然而不管怎么说，王阳明的这些思想主张在客观上大大冲破了阶层的局限，使得经世思想的主体范围大大扩充了。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经世致用思想是传统儒学的核心思想。晚明时期心学思想盛行，无事袖手谈心性的空疏学风导致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弊端丛生。

这个思想后来在顾炎武那里再度得到弘扬，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担当天下兴亡的重任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成为建构合理人间秩序的主体。张灏的梳理最具独特价值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经世思想中所蕴含的文明和文化的内涵，虽然他使用的是政治一词，但是在他的意识中政治其实是个大概念，包含有儒家非官僚体制的制度设计，如祠堂、学校等，他称之为软性的非官僚体制。而后者更是跟顾炎武等人大力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更多的会合相通之处。而在王阳明看来，本心、良知良能乃是人人都生而具有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它既是儒学内部理学、心学等思想理论自身发展演进所催生的结果，同时也跟时代的政治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按照余英时的说法，王阳明的思想体现出宋代以来士大夫群体经世路径由得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转变。

此外，经世思想发展为经世致用思想同样与王学密切相关。孔子所说士志于道和天下有道的道，某种意义上讲即是经世的精神，士志于道也就是不懈追寻和努力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

至此，加上西方自然科学征实精神之传入，经世致用一词蕴含之义大体定格。陆九渊也说过：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空疏玄虚之风给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百姓的民生福祉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且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亡。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清朝建立后，西学继续传入，其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适应了当时经世实学思潮的新形势需要，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格局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清代中期和晚期的经世派与此一脉相承，而这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对经世致用概念最习以为常的用法。

《清史稿》中评价他说：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有学者把西学传入以康熙中叶（1691年）为限分为前后两期，自明中后期，西学即渐入中国，并对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影响。

此外，从孔子特重人间性和实践性的经世思想中还可以看出他对于民众朴素的同情和热爱。也就是说，经字的本义即是经线，而由于经线处于中枢的关键地位，后来又逐渐引申出大纲、纲领的含义，它的作用是导引秩序和法则。

虽然同样都是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他们则更加强调道义与功利的融合，更加注重外王的事功实践，推崇修实政行实德，反对空谈心性义理，反对儒者流连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之境。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体现出高度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实践性格。

综合孔子一生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所具有的积极入世的精神、重视实践的性格、对于三代文明的整理传承和对于道的追寻，体现出丰富的经世思想和强烈的淑世情怀。而诸子之中，最具经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首推孔子。在《节庵方公墓表·乙酉》一文中，王阳明又说道：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而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则与理学、心学的思想大异其趣。

一方面，它既关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道的层面，另一方面，更加强调制度建设、方针政策等具体的治理之术的层面。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乃是中国经世思想启蒙并走向繁荣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对于宋代儒家的经世思想，我国台湾学者张灏曾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梳理。面对社会失序，民生凋敝的混乱局面，孔子没有选择消极避世和明哲保身，而是不惧艰险磨难，苦心游历四方，为弘扬礼乐教化、重塑天下合理的政治社会秩序奔忙一生。

但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或者说精神旨趣却由来已久，源远流长。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但是，其间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同样对于经世思想的发展演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明代大儒王阳明。一方面，在追求天下有道的过程中，孔子不受外在客观条件的束缚，不计较个人成败得失，以一种积极的入世姿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展现出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例如，顾炎武本人在著作文章时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这实际上是察觉到了经世所包含的文明向度和文化视野。

晚明三大儒正是有鉴于此，对心学末流痛加批判而大力弘扬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实学的。作为儒学内部的学术争锋，理学、心学、事功学派事实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重点来阐述通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也即经世思想的不同维度。

如道家学派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成玄英对此疏解道：夫祖述轩顼，宪章尧舜，记录时代，以为典谟，轨辙苍生，流传人世。

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三、经世致用思想之勃兴 自宋代以下，谈及经世致用思想，大家可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